日本为什么有好多老处男被鄙视原因 日本姑娘对处男看法调查结果

都说贞操对女生来说十分重要，而现在大多数家庭对女性的贞操还是十分看重，但在岛国日本，如果深入调查会发现其实他们国家的“处男”比例远高于“处女”比例，是不是有种跌破眼镜的感觉？明明岛国的成人文化那么泛滥，怎么最后守着“童贞”的男性比例会那么高？而其实越是“老处男”反而越被女性瞧不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往下看！

近日，创下日本民营电视台收视率历史最高的日剧《逃跑可耻但有用》中，男主因为害怕自己35岁了仍然是处男一枚，果断拒绝与可爱的契约娇妻发生关系，而这个现场在日本的大环境下居然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处男在日本会遭到鄙视？而日本姑娘对处男的看法调查结果也是惊人的！

去年年中，日本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发布了日本人恋爱、结婚的调查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多岁的男青年中竟然有53.3%没有过和异性交往的经验！

整个日本简直要炸锅了，日本人纷纷表示日本的男青年们，你们能不能行呀？小编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去跟boss通八卦：你知道吗？日本20多岁的男生里面居然有超过一半是处男诶！小编翻了个白眼：没有过交往经验，你怎么就能确定人家是处男呢？

先来来详细围观一下关于有无和异性交往经验的调查结果：

53.3%的20代男性和38%的30代男性表示没有过和异性交往的经验。日本男性中有那么多人没谈过恋爱呀？难道小通那些年在日剧里看过的青涩恋情都是现充专属咯？34%的20代女性和25.7%的30代女性表示没有和异性交往的经验。

而问到现在是否有恋人（蓝色部分：有；粉色：没有）回答现在有恋人的20代男性仅占22.3%，差不多5人中有4人是单身。女性方面，现在有恋人的20代女性占33.7%，差不多3个人中有2人是单身。

大家不要担心数据的权威性，数据来源是明治安田生活福祉研究所，该研究所从2005年就开始对日本男女的结婚、恋爱意象进行调查。

对比2008年的研究数据，20代男性有恋人的占比足足减少了一半。短短数年的时间，是什么让日本男性年轻人对恋爱失去了性趣呢？哦不对写错了，应该是兴趣。

为此日本调查机构再次对此问题进行调查。问及为何对恋爱不感兴趣，居然有高达43%的日本单身男性称“想要把时间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面。”

然后有19%的日本单身男性回答“对结婚不感兴趣”，又有19%的日本单身男性回答“因为和同性的朋友在一起很快乐”。

难道日本的食草系男生真的已经泛滥成灾了？

在日本也有很多男青年是渴望恋情与婚姻的，只是苦于不知如何恋爱或受限于自身条件。

对有恋爱结婚意向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居然有26%的男性回答因为不知道如何约对方出去而一直单身。还有18%的男性是因为收入少，15%的男性因为对自己外表不自信，11%的男性是因为害怕受到伤害。

起初，日语中“童贞”一词仅与宗教相关，源自圣经中玛丽以处子之身诞下耶稣的故事，专指天主教修女。例如1874年设立的横滨双叶学院，前身为“法语童贞学校”就是一所培养修女的专门学校。

伴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童贞”逐渐脱离了宗教语境，随西方思想进入社会观念领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纳入日本词典《广辞林》时，“童贞”被定义为“未曾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像儿童一样贞洁的女性”。在当时，无论男女婚前皆视“童贞”为珍宝；而二战之后日本的童贞观念陡然转向，童贞的地位飞流直下三千尺，童贞可耻也无用，从必须守护的至宝变成了必须舍弃的东西。那么这个180度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童贞即珍宝

欧美十九世纪末产生的性病恐惧与现代医学观念一道深入日本，日本社会开始了解到性病的传染性和传染方式，社会性观念和性风俗也开始转变。而“童贞”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并形成“童贞面前，男女平等”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阅读是当时日本社会观念传播的主要手段。明治五年（1872年）八月颁布学制令后，以“自仅以后，期望于一般人民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政策目标，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正处于巅峰状态，大量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涌现。对这一派别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北村透谷信奉基督教，将宗教思想中的贞操观念倾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之后的作家逐渐淡化了其宗教思想色彩，而将婚前守贞的行为与道德挂钩，热烈赞颂童贞；同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肮脏龌龊的卖春妇和嫖客形象。在当时社会性病恐慌的大背景下，这种描写很容易为读者认同，“童贞”被渲染上一层神圣的光环。

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左翼组织十分活跃，女性平权运动也开始在争取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中兴起，社会只重视女性童贞的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其中，女性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平塚雷鸟（平塚らいてう）颇具有典型性。

女性运动先驱“《青踏》社”成员合影，载《青踏》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二月刊，右二为平塚雷鸟。

平塚雷鸟本人是社会贞操评价不平等的受害者。1908年，平塚与夏目漱石的门生森田草平相恋，森田时任平塚的老师，已是有妇之夫，两人于三月末的晚上搭乘往奥盐原方向的电车出游，途中森田企图与平塚一起殉情，失败后，森田将此事写成小说《煤烟》，由夏目漱石作序出版，因此，殉情事件也被称为“《煤烟》事件”。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森田的举动，而在于平塚是否仍然保有童贞。

日本社会片面要求女性婚前守贞，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平塚投身社会运动后，从1915年起开始同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就童贞问题展开长达五年的论战；1920年她在“新妇女协会”会刊《女性同盟》创刊号上将论战拓展到男性婚前守贞问题上。平塚认为在认同恋爱是婚姻基础的大前提下，男性希望自己的妻子婚前守贞，按照平等原则，那么丈夫也同样应该在婚前守贞。同时，平塚发起向国会请愿活动，要求制定法律限制患有花柳病者结婚，并准许女性与花柳病患者离婚，1923年日本政府开始打压日本活动后，活动停止。

平塚的政治诉求虽然没有实现，但在现代医学和女性政治诉求表达的共同作用下，男性婚前守贞的观念在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了认同。男性童贞论战虽然爆发于1920年，但早在1885年福泽喻吉所著的《品行论》一书中就有所提及；1895年，教育家严本善治还曾专门写作一本名为《男性的贞操》讨论男性性行为选择问题（严本并没有明确号召男性婚前守贞，而是建议男性应同女性一样慎重对待性行为）。在日本左翼思想盛行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思想进步的标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轻人本着平等原则自愿守贞，男性童贞与女性童贞一样，在这一时期都被视为珍宝。

童贞的震荡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中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随着战败而发生动摇，贞操观念也不例外。昭和二十三年（1951年），东京地方裁判所受理一起赔偿金履行案件，原告（丈夫）仅在新婚之夜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此后被告（妻子）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原告提出的性要求。婚后两个月，原告受此困扰而无法专心工作，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遭到十万日元的用户索赔。以此为契机，原告将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包括精神损失在内共计二十万日元；被告则以“无价的童贞被原告夺去，同样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为由拒绝给付赔偿金。法院最终裁决认为被告拒绝履行夫妻生活的义务，导致原告精神痛苦并影响工作，认定被告赔偿原告三万日元，同时驳回被告请求。这就是昭和时代著名的“童贞诉讼”（载『判例タイムス』昭和二十六年第十二号）。

判决被媒体披露后，《每日新闻》评论称，在社会观念中男性失贞后完全不影响社会评价和再婚机会，而女性则不然，失去贞操的女性社会价值贬损，再婚也十分困难了。恰恰是因为这点不被法院认同，原告才有机会胜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承认失贞男女的价值差异性。

“童贞诉讼”在形式上标榜“平等”，但从舆论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对于男女童贞问题在评价上仍然是有差异的：女性守贞近似于一种社会义务，而男性守贞则是彰显自身道德高尚的标志，是一种慈善行为。这种局面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在日本的发展而得到扭转——虽然改变的结果并不是负有守贞义务的性别角色对调，而是被社会推崇为“至宝”的童贞全面贬值。

“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六十年代是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日本性革命几乎与美国同时展开。借用福柯的结构主义视角，作为人体的一种重要官能的“性” 已经彻底地与其他官能分离开来，成为权力游戏中重要的参与手段——主宰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力通过评价性观念和性行为控制人的观念和行为。权力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同理，人也能够通过性来反抗权力。性解放于是成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意识层面之外最直观的体现。

在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农村的部分地区，家族中的男性家长会带着家里长到十几岁的男孩子去买春获得性经验，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卖春防止法》出台后，性交易违法化，性风俗得到纠正。加上女性的自我解放，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处女减少而处男增加”的错觉——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却导致了男性的焦虑：日本男性长期把持的性活动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媒体察觉到了男性内心的恐惧与不甘，关于两性问题的讨论逐渐被媒体放到台面上来。

『平凡パンチ』第五期封面。该杂志从创刊起便以“性感”为主要卖点，对比之下集英社两年之后创设的男性刊物《周刊花花公子》只能被定位为走“严肃”路线。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平凡出版社面向时尚精英男性的刊物《平凡BUNCH》（『平凡パンチ』）创刊，第五期推出名为“007的分析之德比话题：二十岁的性生活”的专题（特集/ 007の分析?ダービーの話題/ 20代のSEXライフ），以男性童贞率上升为大前提，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男性积极获取性经验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