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黄慕兰辞世,黄慕兰陈志皋为何分开八个孩子简介子女现状(2)

时间:  作者:李丛飞

红色特工黄慕兰辞世,黄慕兰陈志皋为何分开八个孩子简介子女现状

  那时,因为黄慕兰还不知道贺昌的消息,总还是念念不忘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接她去中央苏区,盼望能与贺昌重逢团聚。所以她对陈志皋说:“我跟你的家庭地位不般配,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做你的终身伴侣的。”

  陈志皋为了表示对黄慕兰忠贞的爱情,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一时没了主意,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才好,只得说此事尚容她考虑考虑再答复他。

  黄慕兰立即将此事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那时,潘汉年已调往中央苏区,接替他工作的是刘伯垂同志。刘伯垂和赵畹华表示很理解黄慕兰的心情,让她先拖一拖。黄慕兰便迟迟没给陈志皋以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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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陈志皋的母亲托赵畹华出面到黄慕兰母亲那里去求婚。黄慕兰的母亲也觉得这门亲事不大般配,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太高,结婚后关系不知能否融洽巩固,就表示让黄慕兰自己决定。

  刘伯垂和赵畹华反复商量后,认为黄慕兰是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通过陈志皋去开展营救工作的。陈似乎已经觉察到她跟共产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这几年来,只要黄慕兰委托他去做的事,他都会不避风险地全力以赴去做,并且巧妙地把公开的一般营救与秘密的特殊营救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帮助我们党在最困难的时候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出狱,对我们党的事业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黄慕兰和陈的家庭又相处得很好,这样重要的工作阵地是决不能轻易放弃的。于是,刘伯垂和赵畹华同志就极力玉成这桩特殊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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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垂对黄慕兰说:“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陈志皋是中央给你指定的主要工作对象,如果现在为了个人婚姻,擅自放弃这个极其重要的岗位,是无法向党组织交代的。你和陈志皋结合组成家庭后,将更加有利于掩护自己的身份,极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绝对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这件事我一定会向中央证明,不是你私自的无组织行为,完全是服从于工作的需要。听说土豹子(贺昌)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表现很好,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中央至今没有派人来接你去中央苏区,你就应该明白,你如今在上海白区这个特殊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和党对你的信任、期望。对贺昌同志,将来我们都会向他说明个中缘由。贺昌是个很开明的人,他也决不会埋怨你。”


黄慕兰虽然时时在怀念贺昌,忘不了他们的夫妻情意,但刘伯垂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是组织上的意见,她必须慎重考虑。更何况人非草木,这几年来和陈志皋一起在白色恐怖中并肩战斗,黄慕兰对他也确实有好感。因此,黄慕兰最终还是答应了这桩婚事,并在1938年得到了刘少文代表周恩来同志的批准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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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贺昌的情况,黄慕兰是后来才听到传达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跟项英、陈毅等同志一起,被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七天七夜,粮尽弹绝,腿部负了伤,最后壮烈牺牲。

  黄慕兰对她与陈志皋的结合从来没有后悔过,她深知贺昌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她当时的处境和苦衷。贺昌在临别时特别叮咛:“你多营救几个同志,我去苏区多打几个胜仗,我等着你的捷报频传啊!”黄慕兰的决定正是为了让他和党更多地见到她的捷报。


  1935年5月,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主婚人是他们双方的母亲,证婚人请了蔡元培和沈钧儒先生。在一起拍结婚照的除了两家亲人外,还有吴羹梅夫妇、李南香、陈高佣、杨志豪律师等诸亲好友。

  1935年冬,上海金融界是首屈一指的通易信托公司因董事长做投机生意失利宣布破产,许多股东和存款户都成了公司破产的受害者,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通过调停争取复业。按照当时的金融法规,法院设有专门的破产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事宜。于是,通易公司就聘请陈志皋出面担任调停争取复业的律师。

  刘伯垂是党内著名的政法专家,对黄慕兰说:“你不妨借这个机会正式打进金融界,开辟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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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黄慕兰在组织的安排下,以一个没有金融资本实力和后台的知识女性踏入了上海金融界。

  通易公司的复业,为我党开辟了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公开联络阵地,也开辟了一个做党内工作的秘密联系据点,设立了一个为地下党和同志们保管文件文稿的档案库,提供了一个支持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开展活动和党所领导的进步事业周转资金的重要金库。

  1938年,阿英(钱杏邨)组织“风雨书屋”,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抗日救亡刊物《文献》,地点就设在通易公司二楼。《文献》的刊名还是黄慕兰写的。阿英就在此编辑全部文件,重要文件都可以锁进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中。当年冯雪峰、刘少文、于伶等同志到“风雨书屋”去时,可以不经过公司营业大厅,从后门的楼梯上去,保证了活动的安全;同时也为冯雪峰同志利用“风雨书屋”与文化界人士约谈提供了方便。


  1939年5月上旬的一天晚上,“风雨书屋”遭到日伪特工的突击搜查。幸好同志们都幸免于难。之后《文献》被迫停刊。形势日日险恶,1939年秋,中央指示黄慕兰跟刘少文一起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

  在香港,黄慕兰在刘少文的领导下,不仅要维护原来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交通线,衔接以香港为起点的新的水陆联运交通线,还要以国民政府中央振济委员会“顾问”的名义,代表陈志皋接待安排从上海去香港或进而转去大后方的社会知名人士。陈志皋则在周恩来建议、刘少文的安排下,接受重庆国民政府的聘书,到广东曲江(今韶关)去做国民党中央振济委员会第九战区的特派员。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沦陷。黄慕兰带着两个女儿,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曲江,与陈志皋会合,结束了香港沦陷后颠沛流离的生涯。

  在曲江工作的时候,陈志皋听到了一些诽谤他和黄慕兰的流言蜚语,说他浪费国家财产,招待过往的达官贵人。黄慕兰也因在香港期间经常出入杜月笙的公馆,被人说成是杜的女弟子……因此,陈志皋想不开。本来是奉党的指示和委托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却还要受这样的怨气,感到很委屈。考虑再三,志皋就想向中振委提出辞职,让慕兰带两个女儿,以探亲为名到重庆去试探一下有否可能。黄慕兰和母亲已有多年未见面了,自然同意,带着两个女儿去了重庆。

  一到重庆,黄慕兰就接到邓颖超的电话:“慕兰,你来了,明天上午伍豪要见你,我们会派车去接你,到我们这里来吃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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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在曾家岩“八办”,黄慕兰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他们已经有11年没见面了。邓大姐和秘书把两个孩子领到别处去玩,周恩来同志就在他的书房(兼卧室)和慕兰进行单独谈话。黄慕兰先简要地汇报了这些年来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同志说:“这些事刘少文都已汇报过。从1931年以来,你先后与潘汉年、吴德峰、刘伯垂夫妇保持联系,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们都早已知道了。中央知道你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敌后工作是很困难的,你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尽职,能保密,又能有所创造,还能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交通工作,营救、迎接这么多的各界知名人士回到后方来参加抗战,对大量普通难民的救济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是很不容易的。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慰劳,更要表扬和感谢陈志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黄慕兰听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如此亲切的慰问,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感到无比的宽慰。周恩来又关怀地对她说:“中央知道你心中牵挂着宛、贺两位先烈的遗孤。你曾去过澳门,已见过卢家抚养的贺昌烈士的遗孤,听说卢彪同志一家对孩子十分疼爱,孩子很聪明,学习用功,你应该可以放心了。至于宛希俨烈士的孩子,董老曾托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张笃伦去问过孩子的叔父,转达中央想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打算。他叔父宛希侃说,孩子还小,去苏联的事还是过些时候再说吧。他现在正在重庆读书,很聪明,在这里就近有亲人照顾,这次虽然可能见不上面,你也尽管可以放心的。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土豹子’的遗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现在已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曲江,是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南大后方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你们现在和广东省长李汉魂夫妇合作得很融洽,对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有很大发展,在全国建立了14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只等待着反攻的时机到来,必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接着,周恩来同志还谈了一些希望陈志皋利用其官方的合法身份,秘密支持东江游击纵队,给予尽可能的物资方面,包括用中振委的特别救济费……的支持等具体的工作任务。黄慕兰说,陈志皋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听到很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他觉得吃力不讨好,有口难辩,心里很委屈。听到这里,恩来同志哈哈大笑,说:“你应该劝陈志皋,为了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这一全民族的头等大事,一定要忍辱负重,勉为其难,继续努力,任劳任怨地坚守这个重要的岗位。白区工作既艰苦复杂又很危险,调动干部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要去计较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呢……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虚怀若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忍人之不能忍,容人之不能容。我们的党和军队,不就是在敌人无数次诬蔑、谩骂、屠杀、‘围剿’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吗……

  你们的事情我们都是完全知道的,你有什么必要听信这些谣言而生气呢?你几次要求到延安去,我们都未同意,难道只有调到延安去,才是革命工作吗?在白区工作,只有比在延安更艰苦和危险。曲江方面我们不想再增派干部,有你在那里已经能独当一面了……你必须谨慎,与李汉魂夫妇团结合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须以大局为重,即使个人感到委屈,也要勉为其难,尽快返回曲江,对内传达党的嘉奖表彰,勉励我们的同志,加强团结,努力工作;对外呢,一定要说服陈志皋打消辞职的念头,坚守现在的岗位……我们的人已经占领的岗位,决不允许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否则岂不等于做逃兵了吗?你现在的工作位置这么重要,谁能去接替你呢?一切服从工作需要,这是党的纪律,你是懂得的。中央对你们是深信不疑的,总是不断地鼓励、表扬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安心于白区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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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慕兰欲言又止地嗫嚅着:“我想去延安,不仅是想离开白区,换个环境,还因为我想离开陈家,觉得还是跟陈志皋分手为好。”

  周恩来关切地问:“陈志皋不是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黄慕兰流着泪说:“虽然在这抗日国难期间,陈家这个大家庭的各位成员,都能摒弃政见的分歧,和衷共济地团结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但这些年来,我在他家中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内心难安。我并不要求陈志皋专心爱我……”

  周恩来追问慕兰,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黄慕兰终于支支吾吾地说出传闻陈志皋跟某某女士有较为亲密关系的事。周恩来说:“对旁人传说的风言风语你不可随便轻信。”还笑着拍拍黄慕兰的肩膀说:“姑奶奶,难道你也会为这种事吃醋了吗?我们共产党员的肚量要放得大一点,眼光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民主人士即使有过那么一段罗曼史,有时恐怕也是出于社交工作方面的需要,逢场作戏而已,在这方面对党外人士不应苛求。你一直在特殊的岗位上独立自主地工作,陈志皋对你十分尊重,言听计从,从不干预你的活动,你还能要求他怎么样呢?你的心胸一定要开阔一些,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要去计较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在周恩来亲切耐心的谆谆教诲下,黄慕兰终于不得不心服口服地哑口无言了。


  中午,在小餐厅一起吃饭,餐后水果是西瓜,周恩来对孩子说:“来,舅舅请你们吃西瓜。”他见孩子们很爱吃,又让人拿来个大西瓜,给孩子们带回去。还风趣地对黄慕兰说:“慕兰,你可不要丢了西瓜拣芝麻啊!”慕兰知道他是一语双关,提醒她不能因个人委屈而放弃重要工作岗位,连忙称谢。周恩来让孩子们叫他舅舅,真是想得周到:一来让慕兰安心在白区工作,党永远是她的娘家人;二来童言无忌,以舅舅相称,也避免泄密。

  从曾家岩“八办”归来,黄慕兰思绪万千。她曾多次向组织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均未获批。周恩来的一席话,让她想明白了:党组织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特殊岗位上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任务也是很光荣的。自己不畏做地下工作的困难和艰险,又何必计较个人的得失呢?在隐蔽战线上做营救工作、情报工作、统战工作、接触的工作对象极其广泛,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相互有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兴起。我们共产党员为了孤立敌人,掩护革命活动,就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抗日,就要把公开的活动和秘密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灵活机智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党交代的任务。想通了这一点,黄慕兰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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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曲江后,黄慕兰向陈志皋传达恩来同志对他的勉慰和谆谆嘱托与厚望,陈志皋深感周恩来同志知人之明,信任之深,遂放下包袱更加一心一意地为党奔波。

  抗战胜利后,黄慕兰奉组织之命,回上海恢复通易信托公司的业务,重点联系金融界和文化界,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同时,立即恢复孤岛时期“银联”和“文联”成员的联络工作。

  在陈志皋众兄弟姐妹的帮助下,通易公司很快复业,生意十分兴旺,赚了很多钱,拥有充裕的资金,为我们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各项进步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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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春节前夕,刘少文来到上海,除了传达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外,还带来了大量金银元宝和首饰,急于兑换现金。当时,通易公司刚复业不久,还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来收购那么大批的金银首饰,陈志皋就出面邀请了上海一家大银楼的主人来他家当场秤兑,按照当时的金融行情折合现金,由银楼主人开了一纸巨额支票,陈志皋带去交易所兑得一大箱现钞。第二天由石君弟以南京政府国防部的名义买了飞机票,陈志皋亲自护送刘少文携款乘机离沪。黄慕兰他们当时也不问这些金银首饰的来源和急于兑现的用途,过了一些时候,才听夏衍同志说:这些金银首饰是我军在解放区没收汉奸恶霸的财物,按照国共和谈的协议,我军在南方地区的部队都要奉命北撤,王震将军率领的部队中原突围,要途经国民党军所驻地的广大地区,不能使用解放区发行的货币,所以急需兑现成国民政府的法币,以供部队北撤路上使用,让前线的指战员们能欢乐地度过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节。

  为了恢复发展上海的进步文化事业,凡文化界的左倾进步活动,需要经济周转或人事支援者,地下党都通过通易公司进行。黄慕兰还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和经济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吊销了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勒令停止营业。致使公司对外放出的贷款收不回来,而存款的客户,不论定期的还是活期的,却都要在12天内全部付清。公司遭受到毁灭性的惨重损失,再也无法弥补了。这个时候,慕兰又刚刚临盆分娩,孩子也不幸夭折。

 1948年阴历除夕之夜,陈志皋被索债的债权人辱骂殴打,回家后欲要跳楼自杀,幸好黄慕兰和保姆及时把他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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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陈志皋的兄弟姐妹们虽均不确知黄慕兰的真实身份,但耳闻目睹她的所作所为,也都心知肚明,知道至少她是个与中共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人士。然而,尽管她的工作给陈志皋和全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风险,他们却从未追问过黄慕兰的真实身份,而是给予了可贵的理解和支持。黄慕兰和陈志皋这么多年来并肩战斗,胜利地完成了党组织所交付的一系列特殊任务,实在是与陈志皋和陈氏众兄弟姐妹们一致默默的支持分不开的。

  和陈志皋结婚,是黄慕兰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婚姻。为了这段婚姻,陈志皋将他的家业、财产和社会关系都利用上了支持党的事业上。夫妻二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中相敬如宾,但最后还是出现了意外。陈志皋与大学同学彭庆修旧情复燃,后来彭竟离了婚,对陈志皋缠绵依恋到无法分离的地步。黄慕兰一方面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不能离开陈志皋,另一方面也有些同情彭庆修,只好委曲求全地成全了他们。

  

  黄慕兰一直十分怀念她的革命丈夫宛希俨和贺昌,以及所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同时,她也怀念着无数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忍辱负重不惜牺牲的无名英雄们。她留下遗嘱,身后火化水葬,如有所遗留,悉数上缴党组织,补助希望工程,不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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